編者按：震驚一時的“出洋五大臣被炸案”，在三十篇日記中呈現(xiàn)出了怎樣的不同面貌？曾國藩為何酷圍棋，他的棋友都有誰？

中國自有文字誕生以來，即有按日記事的傳統(tǒng)。宋代以來，日記作為日常書寫和反映個體精神生活的一種載體，得到了大的發(fā)展。新書《大清萬象：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》通過八個題，探討清代社會的方方面面，并引入書籍史、情感史、飲食史等研究方法，令書寫更為豐富立體。

經(jīng)出版社授權，本文摘自該書三章《新年發(fā)筆與清代讀書人的儀式感》。

新年發(fā)筆是讀書人新年一場集體的文字狂歡，是一場信念、愿望、不安和勖勉的盛會。新年一次書寫的文字，不僅宣示了希望和祈禱，寓意了吉祥和祝福，也層次地表達了自己的渴望、失落和舊時光里的遺憾。這些度抽象的吉祥用語反映了普遍的志向、抽象化的理想，但這些程式化的用語也植根于日常生活和實際需求之間。一些文人變換用語，使用元旦試筆詩等方式，又使得這些文字形式變得多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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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展望新年和未來美好愿景的同時，一些追憶往昔的新年發(fā)筆充滿嘆息，同樣耐人尋味?，F(xiàn)代著名文獻學陳乃乾（1896~1971）1959年日記開篇云，“年少雞鳴方就枕，老來枕上聽雞鳴。轉(zhuǎn)頭三十馀年事，不道消磨只數(shù)聲。黃梨洲句。己亥元旦試筆，時年六十又四”。陳乃乾現(xiàn)存16年的正月日記，所記試筆事唯此一處。對身處艱難時代的老人而言，新年發(fā)筆以嘆息模式開啟，并不令人意外，卻也足夠讓人對新年發(fā)筆的多元化生出無限感慨。這些多元的特使得新年發(fā)筆成為展示道德修養(yǎng)與文學技藝的一部分，文人不僅可將其用于表達通俗的愿景，也可用來表達個體微妙的訴求。

若仍將清朝視作“儒教中國”（Confucian China，Joseph R.Levenson語）鏈條上的一環(huán)，就不能不對清朝文人這種普遍的元日書寫活動做一些信仰上的解釋。與傳統(tǒng)中國的許多文人一樣，清朝文人的諸多書寫活動都籠罩于“文人信仰”之下。這種文人信仰的核心是儒“修身、齊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理想，附著其上的諸多文字，均可視作文人踐履信仰的注腳。宗經(jīng)征圣的文章、衛(wèi)道明道的詩文，均可視作這種信仰的產(chǎn)物。新年發(fā)筆則再一次印證了這種信仰的力量，當其與民間習俗融為一體，便永久地在中國文化傳統(tǒng)里扎下了根。

傳統(tǒng)的新年活動之中，祭祀、社交和娛樂等功能是為突出的，新年發(fā)筆巧妙地在其中新增一類，將傳統(tǒng)民俗材料轉(zhuǎn)化為一種文人表達自我的手段，并內(nèi)涵于個體書寫之中。這種特殊的節(jié)日狂歡的個體實踐，過去并不為民俗研究者重視。如今，我們將目光聚焦到節(jié)俗書寫，日記無疑是民俗研究尤其是節(jié)日研究值得重視的“新文獻”。

文人在表達祈愿和功利心聲方面往往沉默不語，因而在許多時候缺席了日常的狂歡。關于文人如何參與庸俗的日常，研究者往往覺得無足輕重，或難于措手，因為文人在各種書寫中有意“偽裝”，形成事實上的沉默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材料的“沉默”仍是解讀文人生活所需面對的嚴重問題，而日記似乎例外，通過它可以不斷“穿刺”文人豐富的心靈世界，尤其是功利的那一面。并置各種材料以打破文本自身的沉默，從而傾聽文人世界應有的喧嘩，是激活日記文獻需的嘗試。作為文人心跡的碎片殘留，新年發(fā)筆為這種嘗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。畢竟，新年發(fā)筆反復出現(xiàn)在文人日記中，多數(shù)并非文人的有意構建，而是日常心跡的無意流露。

從較小的時間單位如元旦出發(fā)，看待這時文人間興起的活動，是探測文人心跡的有手段。新年發(fā)筆既表現(xiàn)了普通人吉祥如意的心愿，也層次揭露了文人的出處去就，甚至可作為檢驗讀書人底的重要標準。就日記所揭示的新年發(fā)筆內(nèi)涵而言，許多文人終生行之，將新年發(fā)筆培育成持之以恒的人生興趣。這是一種可貴的文人傳統(tǒng)，是能識文斷字的讀書人留給世人的寶貴財富。這種習俗從讀書人（盡管起初來自中下層讀書人）中逐步廣至社會全體，流風余韻綿延不，證明文字與文人本身具有厚的力量。

在看似千篇一律、內(nèi)容度同質(zhì)化的每一天，日記文本背后卻微波粼粼，涌動的并非完全敞亮的世界與人心，表明日記作者的不少生活角落只是有限度地公開，如新年發(fā)筆這類新年間的生活方式，在許多日記中都只偶爾一現(xiàn)。窺探此類生活的角落，進入文人看不見的心靈世界，需要度搜索、并置材料，撕開日記文本的包裝，預應力鋼絞線從而挖掘其內(nèi)里崢嶸的頭角。

通過前文的分析，我們已經(jīng)可以確定：新年發(fā)筆既是個人自誓行動的總要求，是自我暗示的行為指導，也表達了無意識的擔憂和愿望。從這個層面而言，溝通神明與自省自勵構成了新年發(fā)筆功能的兩端。故一般而言，為科舉所壓迫愈的讀書人，其人新年發(fā)筆的方式愈為豐富，體例更為謹嚴，在時間上也堅持更久，如蕭穆、楊葆光等。而那些身處文化邊緣地區(qū)的文人，往往能將新年發(fā)筆的傳統(tǒng)堅持得更好，并更愿意在日記中不斷重述這一傳統(tǒng)，如郭嵩燾等人。

文人們一旦選擇在日記中不斷展示新年發(fā)筆，就難免暴露自己思想的底。我們因而可以通過元旦書寫的文字內(nèi)容，導寫作者的心路歷程，進而測繪其人的“文人”。以杜鳳治《望鳧行館宦粵日記》為例，日記所示元旦舉筆的內(nèi)容為“如意大吉”（同治七年）、“開筆大吉”（光緒三年）、“凡事如意，大吉大利”（光緒七年）等，頗顯浮泛，并非反映為官為學方面的特祈求。由此可見，杜鳳治是一名合格的基層官員，卻非一位堅定的文字信徒。

2023年7月，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省省長利德萬在廣西柳州試乘新能源汽車。

當社交I人遇上社交E人，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？在電視劇《我的助理不簡單》中，姜甜和吳敬芳會告訴你答案！劇中，她們一個是敢于在職場與生活中大膽講“真心話”的耿直女，用閨蜜的話說就是“很容易被針對”；一個是60歲開啟“大冒險”的職場新人，為人善良熱情，身上似乎永遠有使不完的能量。她們從陌生到成為創(chuàng)業(yè)搭檔的道路上，打破職場與生活的“年齡壁壘”，盡顯逆境中的女力量與自我成長，激發(fā)當下社會中全年齡層職場人群的正能量心態(tài)。

清代文人創(chuàng)造或拓展了許多充滿儀式感的活動，如新年發(fā)筆、壽蘇會、消寒會、新年團拜等，這些充滿儀式感的活動背后隱藏了許多關于個人與社會的問題。探究新年發(fā)筆這一充滿儀式感的小傳統(tǒng)，有助于我們重返歷史現(xiàn)場，看看歷史上的文人在新年這一天寫了什么，為何而寫。更重要的是，讓我們認識到這一時期文人究竟面臨著什么問題，社會究竟發(fā)生了哪些變化。細碎但體量龐大的日記文獻，以宏富的內(nèi)容，自帶了這些問題的答案。利用這些豐富的日記文獻，有助于我們敏銳地把握清代以來充滿儀式感的小傳統(tǒng)，進而無意識地觸摸并感知彼時一些問題的基本輪廓。

在一個儀式感日益缺乏的時代，在讀書人越來越失去特殊信念與特定行為的年代，重溫新年發(fā)筆的傳統(tǒng)并非毫無意義。這是恢復日常生活儀式感的基礎，也是重建日常生活儀式的要鋪墊。新年發(fā)筆這樣充滿儀式感的行為，看起來空洞無物、千篇一律、略顯枯燥，然而本章對紹英等人元旦發(fā)筆內(nèi)容的分析已經(jīng)表明：這些內(nèi)容雖然結構簡單，卻自具傳統(tǒng)并帶有儀式感，是一類充滿波瀾的模件化寫作，是心靈希望和道德自省的外在體現(xiàn)。一個充滿儀式感的文人群體是可以信賴和易于捉摸的。盡管不斷累積充滿儀式感的活動可能讓這個群體和社會變得雷同，變得單調(diào)而枯燥，卻也有助于讓這個群體和社會變得易于理解，變得穩(wěn)定且更適于溝通。

1941年元旦張道藩（1897~1968）致信蔣碧薇（1899~1978），開篇即云：“去年元旦發(fā)筆，是寫信給你，今年還是寫給你……”新年發(fā)筆的儀式感在隱秘的私人情感中顯示了鄭重的意味，因而也增添了人情的厚度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恢復人們?nèi)粘Ｉ罾锏膬x式感，不僅有助于完善個體的歷史認知，也有助照亮個體在歷史長河中的可之處。

《大清萬象：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》

堯育飛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6年1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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堯育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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